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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独好修以为常——由水意象透视屈原的人格美


[日期: 2016-11-04] 来源:  作者:徐建平 [字体: ]

余独好修以为常——由水意象透视屈原的人格美

徐建平

(江苏省建湖高级中学,江苏 盐城 224400

  要:屈原崇真尚美,“独好修以为常”,堪称志洁行廉、横而不流的典范,主张洁净之物与芳香之物相通,常常服饮清流、沐浴去秽,借以彰显自身高洁不群的人格。

关键词:水意象;屈原;人格

 

自古以来,人类普遍具有取清弃浊的审美倾向,往往取水之静而清以鉴照世间万物,进而创作出服饮清流、沐浴去秽等一系列相关意象,并形成以清澄之水象征高洁人格的文化传统。屈原“独好修以为常”,堪称志洁行廉、横而不流的典范,主张洁净之物与芳香之物相通,故多将水意象与香草意象组接而为复合意象,或“饮木兰之坠露”(《离骚》),或“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离骚》),或“浴兰汤兮沐芳”(《云中君》),取香草之馨香幽洁以契水之清澄洁净,甚至发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的人生宣言,以此超凡之举昭示自己对高洁人格的永恒坚守。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模式、完人模式,是屈原的伟大、独特之处,亦是其痛苦、悲剧之源”[1],因而可以说,屈原的悲剧首先是人格的悲剧。

一、服饮清流

我们知道,象征具有重复与持续的意义,楚辞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清流无疑暗含浓郁的象征意味。横而不流、激浊扬清的诗人,多次提及集自然精华的清澄之水,如“泉”等泛称之水以及“露”等气象之水,并时常服饮此类清澄之水以彰显自身高洁人格,进而表达自己“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的人格操守。且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九歌·山鬼》)“吸湛露之浮凉兮,漱凝霜之雰雰。”(《九章·悲回风》)“餐六气而饮沆瀣兮,……吸飞泉之微液兮。”(《远游》)等。

    显而易见,这里“坠露”、“湛露”、“沆瀣”均指“露”,具有馨香幽洁、晶莹灵动之美,人类服饮之后可以升华生命。其中“木兰之坠露”,即附着于木兰而不与尘埃接触的露,王逸认为屈原“旦饮香木之坠露,吸正阳之津液”,足见诗人的曼妙柔情以及对行将消逝美好生命的怜爱。“湛露”,凸显出露水之透彻。“沆瀣”,五臣注为“清露”,凸显出露水之清澄。至于“泉”,洪兴祖援引五臣注云:“饮清洁之水。”此外,楚辞文本还提及其他一系列清流,如“挫糟冻饮,酎清凉些”(《招魂》),“清馨冻饮,不歠役只”(《大招》),“服清白以逍遥兮”(《七谏·怨世》)等。毫无疑问,此类清流之水多被诗人并置组合,或突出水之洁净透彻,或强调水之甘甜清新,它们的共性特征为含香体洁、极富灵韵,与人类慕清自守的人格追求有着契合之处,故可当之无愧地视为诗人高洁人格的象征。同时,诗人甚至以馨香芳洁的香草为饰,如“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离骚》),以此超凡之举诠释自己慕清自守的人格追求。

回溯服饮清流这一民俗,古代文献典籍多有记载,如“黄水三周复其原,是谓丹水,饮之不死”(《淮南子》)。追溯这一民俗的产生缘由,与人类原始思维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向松柏《中国水崇拜》指出,原始思维往往根据相似性来确立事物的同一性,万物正是得之于其间的相似性才得以相互转化,如付亚庶《中国上古祭祀文化》所言,人与动植物、无生命之类的自然物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至于这些自然物之间如何转化,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金枝》以人为例,云:“如果希望获得某些能力或性质,就会去吃一些他认为具备这种能力或者性质的动植物。”[2]楚辞文本所涉“泉”、“露”、“沆瀣”等清澄之水,在古人看来无疑是纯净与生命的象征,饮用它们可将其高洁品性以及生命能量嫁接至人类身上,进而实现人类慕清自守的高洁人格以及治病延年乃至长生不老的美好愿望。基于此种认识,信物明志的诗人“愿承风乎遗则”(《远游》),坚持啜露饮泉,认为“长顑颔亦何伤”(《离骚》)。可见,诗人倾向于以服饮清流之举抵抗浊世,进而寄寓自己慕清自守、清远高洁的人格追求。

二、沐浴去秽

清澄之水无疑具有洗涤去秽的实用功能,因而古来形成“修禊”的民俗文化传统。如果说服饮清流可以净化繁芜内心的话,那么水中沐浴无疑既可洗濯外在形体,亦可荡涤主体的内在心灵,与诗人追求“内修外美”的人格理念相遥应。因此,为表自己高洁清远之志,诗人多次提及沐浴去秽行为,且看:“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离骚》)“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九歌·少司命》)“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云中君》)“朝濯发于汤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阳。”(《远游》)“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渔父》)等。这里的“洧盘”、“咸池”、“汤谷”等神泉,在古代典籍中经常以太阳沐浴之所出现。毫无疑问,这些神泉携有浓郁的神话色彩,诗人选择沐浴其中以保清洁之行,暗含与神灵同在而求得长生的美好愿望。

当然,水中沐浴除了洗濯外在形体之外,还可以净化主体内在精神与灵魂,沟通天地万物而成为人神交往的媒介,故而成为人类祭祀之前的必经环节。《周礼》言“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注“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尚书》正义:“凡有敬事,皆当洁。”可知我国古代沐浴敬神祭祀之风相当浓厚。又,周师建忠《兰文化》指出,佩戴兰花,可以祓除邪恶。那么人类沐兰致祭的意图无疑指向拂除不祥的美好愿望。用弗雷泽《金枝》中的理论而言,此类行为无疑利用了交感巫术中的“接触律”原则,那么诗人屡取浸泡香草的圣洁之水沐浴洁身,无疑希望通过与香草的接触而获得它的高洁芬芳,进而使诗人自身人格达到弃凡趋圣的超然境界。

不仅如此,诗人甚至将水视为自己身心的最终归依,以期永恒地沐浴于清泠之水。正所谓死生亦大矣,自杀可谓构成屈原之作最为“惊采绝艳”的主题(李泽厚语),因而梁启超主张研究屈原应该拿他的自杀做出发点。值得深思的是,人类自杀方式诸多,诗人为何偏爱投水自沉这一种?究其缘由,我们知道,清澄之水不仅可以洁人肉体,还可以慰人精神与灵魂,可谓诗人慕清自守高洁人格的象征。投水而死,“可能是一种宗教巫术式的‘血缘认同’”[3],具有一定的宗教巫术以及民族历史文化渊源。基于以上认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诗人,在报国无门而无路可走之际,以水死这一决绝之举象征世俗社会的溷浊与黑暗,自觉践履当初许下的“伏清白以死直”、“宁溘死以流亡”(《离骚》),“不毕辞而赴渊”(《惜往日》),“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渔父》)的人生诺言,这并非“一时忿怼而自沉”(洪兴祖语),而是一种相当理性的情感抉择。

由此可见,屈原堪称志洁行芳的完美典范,常将清澄之水上升至思想道德层面,以与香草类芳香圣洁之物并举而论,通过服饮清流、沐浴去秽等行为净化人格,终在“知死不可让”(《怀沙》)之际,为维护人格尊严毅然奔赴清泠之水,以附自己对慕清自守高洁人格的永恒追求。这种以生命为代价而身心双重回归于水的悲壮行为,可谓极好地诠释并捍卫了诗人慕清自守的高洁人格,据此洪兴祖言“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往往以清澄之水象征自身的高洁人格。举例而言,东方朔《七谏》两次提及“素水”一词,王逸一注:“白水也。言虽远行,不失清白之节也。”再注:“言己履清白,其志如水。”可知后人往往自觉将屈原视为一种高尚的人格存在,据此相率仿效,终而相沿成习,形成并强化以清澄之水喻德明志乃至投水自杀以证清白的文化传统。

 

参考文献:

[1]周建忠:《楚辞考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4页。

[2][]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0年,第26页。

[3]黄灵庚:《〈离骚〉:生与死的交响曲》,《中国诗歌研究》,200300期,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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